一、礼仪知识大全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经过礼仪的起源时期、形成时期、变革时期、强化时期、近代礼仪的发展和现代礼仪的发展。

礼仪的起源时期在夏朝以前(公元前21世纪前)，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代)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整个原始社会是礼仪的萌芽时期，礼仪较为简单和虔诚，还不具有阶级性。．礼仪的形成时期在夏、商、西周三代(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原始的宗教礼仪发展成符合奴隶社会政治需要的礼制，礼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在这个阶段，中国第一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与制度。礼仪的变革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前221年)，这一时期，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礼教给予了研究和发展，对礼仪的起源、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次在理论上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等级秩序划分及其意义。强化时期在秦汉到清末(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在不同的朝代礼仪文化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礼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礼仪的重要特点是尊君抑臣、尊夫抑妇、尊父抑子、尊神抑人。

在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礼仪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就是《陈太丘与友期》,内容为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陈太丘与友期》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尊君”，骤然口不择言“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其中的礼仪也是值得我们去逐字摸索。

礼仪分好几个方面，比如行走礼仪、见面之礼以及称谓礼仪等等。我们一起来看看其具体要求。

坐、立、行走之礼。坐、立、行走、躺卧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在中国古代也极受人们的重视。室内的地上铺有草编的席，室内的活动就在上面进行，特别是坐和卧，都离不开席。席是坐具，当然不能踩脏，所以古人是不穿着鞋在席上行走的，进屋之前必须先脱去屦[ju巨，草、麻等制作成的鞋]、履、屐[ji鸡，木制成的鞋]、鞮[di低，皮革制成的鞋]等，然后才能入室上席，也就是“入席”。

入室跣足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对主人极有礼貌的一种举动，随着椅子等家具的出现，人们才逐渐改变了这一礼节。所以，《礼记·曲礼》中有这样的规定：“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古人入席之后，对“坐”的姿式也十分讲究，即跪地，两膝着地，臀部落在脚跟上。若两膝着地，臀不沾脚跟，身体挺直，则为跪。如跪而挺身，挺腰，又称为跽[ji忌，长跪]。如变坐为跽或变跪为跽，则含有起身告辞之意。但如果“箕踞”而坐，则是一种轻视对方、傲慢无礼的举动。所谓箕踞，是指坐时，臀部着地，两腿前伸，身体形似畚箕[benji本机，簸箕]。

在一般的场合下，尤其是朝廷、官府中，人们很注意坐的姿势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即所谓“坐有坐相”。如处于庄重严肃的环境下，则正襟危坐(整理好衣襟，端坐不动)；如是比较随和的场所，人们坐的时候，身体可稍稍向后坐；在宴饮时，则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以利进食方便。

古人在行走过程也注意人际关系的处理，故有行走之礼。古代常行“趋礼”，即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走过时，一定要低头弯腰，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对尊者表示礼敬，这就是“趋礼”。行走礼仪中，还有“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的原则，即走路不可走在路中间，应该靠边行走;站立不可站在门中间。这样既表示对尊者的礼敬，又可避让行人。

就光坐、立、行走都有这么多礼节，实在是五千年历史弥久。中国人的礼制精神是亲亲爱人，礼仪原则是自卑尊人。在与人交往时要放低姿态，谦恭待人、尊重他人，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如果地位高的人屈尊结交比他地位低的人会得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若要好，大敬小”。并且敬人不仅是礼貌的姿态，或仅为礼仪性的表示，而是要有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礼节就成为了虚套，这就不符合传统的礼义标准。传统礼俗中诚敬谦让，和众修身的礼义原则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提倡。当然现在我们对传统礼俗的继承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认真辨析，择善而从。

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

二、谈谈你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大约500字)

一、什么是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一般是指在民间形成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音乐体裁，例如我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和说唱音乐等。它与专业音乐的不同，主要在于创作方式，即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和专业音乐的笔头创作方式的不同，以及由于不同的创作方式而生发出的不同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特征等。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而专业音乐创作又起始甚晚（本世纪初期），因此除了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外，我国音乐中还有一个“传统音乐”的概念。所谓传统音乐，是指具有一定流传时间的、不是当代创作的音乐。在我国，常常把清代以前即已形成的音乐划为传统音乐的范畴。传统音乐中包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具体到民间音乐来说，传统音乐中包括传统的民间音乐，但不包括新兴的民间音乐。

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与非民间音乐的区分，要比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的区分复杂得多。首先，许多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有着亲源关系。它们或者发源、取材于民间音乐，在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后产生了音乐气质和风格上的种种变化；或者并未经过许多加工改造，显示出浓重的民间音乐的印记。其次，许多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方式，还保留着作为其源头的民间音乐的口头创作方式的种种特征。例如在书面乐谱的基础上，保留着作较大即兴变化的余地，地域性流派的产生，以及一曲多用的创作方式，等等。

以古琴音乐为例。在我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古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等，都以擅弹古琴著称。在长达3000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许多文人琴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创造了辉煌成就，形成了一系列从传谱、师承到演奏风格都各成体系的琴派，并有专用乐谱，这乐谱叫“减字谱”，唐代即已创立，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与古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技艺一同发展的，还有古琴音乐的理论。汉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书中分类著录琴曲47首，记述其作者、命意、创作背景以及与作品有关的故事。宋代朱长文撰有《琴史》。全书6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和专题评论。明代蒋克谦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全书22卷，前20卷为历代有关琴学的记载，后2卷收录琴曲62首……也就是说，发展至今的古琴音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建树。这些都与民间音乐很不相同。在很长一段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专用乐谱，更没有刊集曲谱的书籍。在由宫廷主持、文人编撰的音乐史籍文献中，民间音乐没有专门的地位，有关记载微乎其微，因此很难从古代文献中看清它的发展脉络；由于口传心授的流传方式，民间音乐不断产生新的创作，又不断随着历史的动乱而散失，缺乏像古琴音乐那样历代坚实的积累和推陈出新；由于民间音乐在宫廷和文人的心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理论研究，历代伟大的民间艺人对音乐艺术的创建也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了。可以想见，历史上民间音乐因灾难或后继无人而形成断层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些情况，都与古琴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古琴音乐有传谱、有理论，演奏者主要是文人，但它又有演奏的即兴性和流派的乡土性等特点。比如古人所形容的：“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快。”（[宋]朱长文《琴史》载[唐]琴师赵耶利语）这些特点，与口传心授，并囿于某一地域范围发展之中的民间音乐有相似之处。

再比如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国南宋以来流传于南方各地的南戏的音乐——南曲，而南曲则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南曲是我国最早的戏民声腔之一。作为一种戏曲声腔，仅仅使用民歌小曲是不够的，因此南曲又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宋词和传统音乐。在宋词与传统音乐中，既包含文人音乐成份，又包含民间音乐的成份。南曲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每到一地，便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繁衍出多种戏曲声腔。例如号称“明代四大声腔”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均出于此。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江苏东南部的昆山一带，与当地语言和音乐结合，经当地音乐家的歌唱和推进，至明初遂有昆山腔之称。后来又经居住在太仓的魏良辅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的改革，并吸收其他地区音乐的长处，总结出一系列唱曲理论，形成了委婉细腻的昆腔歌唱体系。万历年间，昆腔由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并传入北京和湖南，迅速取代了当时盛行于北京的弋阳腔。明末清初，昆腔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昆腔传入各地后，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化出众多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腔腔系。清代中叶以后，各地昆腔逐渐衰落，至今尚存者还有江南的南昆、北京的北昆、温州的永（嘉）昆和湖南的湘昆等。

昆腔在发展、兴盛阶段，从剧本的创作者到音乐的改进者，多为文人学士。例如对昆曲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魏良辅，以及创作《浣沙记》的梁辰鱼等一批剧作家，都是有才学而无功名的布衣之士。加上昆曲的唱词温文尔雅，有些甚至晦涩冷僻，昆曲的音乐低回婉转，细腻缠绵，严格地说，它应该算作文人的音乐。但是，从昆曲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与许多地区民间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发展至今的昆曲音乐也还有着一曲多用和地方性的特征。在某些远离大城市的区县，那里的昆腔戏曲呈着比较朴实的、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风貌。另外，与昆腔同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即发展至今的高腔，虽然产生和流传的年代同样久远，并且也采用昆曲等传奇剧本，但在音乐上则保留了更多的民间传统。

除了文人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复杂关系外，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也与民间音乐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西周到唐代，朝廷官府搜集民间音乐的工作形成传统，并设立专门的音乐机构。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被官府中的官员和艺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作为宫廷内外的仪礼音乐。南宋以后，宫廷撤消了专门搜集、整理、训练并表演音乐的机构，基本上采用招集民间艺人进宫表演的办法。宫廷使用民间音乐，一方面改变了民间音乐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府的力量对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宗教音乐中也存在大量的民间音乐成份。例如北京佛教寺院的管乐和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的道教洞经音乐，其中就有明清的时调小曲、多种戏曲曲牌及民间流传的器乐曲牌。

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郑振铎先生说过：“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像五言诗，汉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当民间的歌声渐渐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4年2月版）

另外，民间音乐本身也存在成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例如，民歌中的劳动号子、山歌和农村小调，其主要创作者和歌唱者基本上是农民。这些歌曲多作为歌唱者自娱的方式，曲调上加工较少，情感真挚而质朴。而同属于民歌范畴的城市小调，其演唱者常为职业艺人或务农、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半职业艺人。这些歌曲多用作街头巷尾、酒楼茶馆卖唱的内容，听众多为一般市民或有钱人。为了换取报酬，迎合听众的趣味，这些曲调被艺人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形式上艺术性较强，商业性也较强，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世俗化和复杂化：既有诚挚坦率，突破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又表现出小生产者的狭隘、软弱、消极甚至低级趣味。在戏曲和曲艺（说唱）中也有这种情况。据统计，我国近代曲艺曲种和戏曲剧种均各有300余种之多。在众多的曲种和剧种中，都有经常或主要在大城市演出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的品种，也有很少或基本上不在大城市上演的、文化和艺术水准相对较低、较粗糙的品种。那些经常在大城市上演的品种，例如京剧、京韵大鼓等，在历史上都有文人参与创作和表演，并且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机会观摩和学习其他姊妹艺术，使之得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相对来说也较多地表现和传播了统治阶级、文人和市民的艺术情趣、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

在现代音乐生活的发展中，有更多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民间音乐品种的表演、改编和一定意义上的创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发展、兴盛的民间音乐、就更与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分不开了。但是，这种创造性劳动，并没有脱离开民间音乐的基础、性质和传统的积淀，没有背离我国民间音乐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点。因此，这种创造，与专业音乐创作有本质上的不同。

那么，我国民间音乐有哪些特点呢？

二、我国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域性。中国地域辽阔，面积接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季分明的温带，终年常绿的亚热带，最南部还有热带；在经济生产方式上，有工、农、林、牧、渔等不同种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共同性之下，各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等，都有不同的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差异。而且，这种特色和差异的程度、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交流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交流越多，地域性特征往往越模糊；反之，交通越闭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域性特征往往越鲜明。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域性特征的突出，往往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受、无法理解。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封闭的环境下所产生的音乐难以向外传播的原因所在。

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言特征

我国民族众多，除有56个已识别民族外，据1990年统计，还有74万9千余人未识别民族归属。在56个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也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分别属于5个语系11个语族。有的民族，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等原因，其民族语言还有属于同一语系但不同语族的复杂情况。比如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但西部裕固语属突厥语族，东部裕固语则属蒙古语族。将世界诸语言区分为语系、语族、语支等层次的谱系分类法，是根据某一共同母语在分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共同成分来对语言进行分类的。语系是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的总称，语系之下根据语言的新疏程度再细分为语族、语支。越往下，其成员的亲属关系越密切。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一套语音系统。从民族到语支、语族、语系，越往上，语音系统之间的区别越大。语音的构成有四个要素：音高、音色、音长和音强。它们同样也是构成音乐的四个要素。语音特征通过歌曲中的唱词影响了音乐的音高、音色、节奏和力度，并以声乐作品为桥梁，影响到器乐作品中的音乐语汇和润腔方式。另外，一个较大的民族内部，又有方言的区别。方言即一个民族内部语言的地域性变异。以汉语为例，就有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七大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之下，又可继续划分出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点。一般来说，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汉语某些方言，例如北京语与广东语之间的差异，则要大于某些民族语言，例如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的差异。单就语音对音乐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来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语音的差异越大，音乐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使用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民间音乐，比起使用共同语的专业创作音乐，其特色就要鲜明得多。

汉语方言之多，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使同一首民歌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由于语音的不同而发生音调上的变化。下例是民歌《孟姜女》在江苏和河北产生的两首变体。在基本乐音保持不变的基础上，音高运动的一些细微变化导致了两首曲调性格气质上的差异。概括来说，江苏的曲调柔和、委婉，河北的曲调刚劲，富于棱角：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确立中央集权统治，沟通地区间的往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但他只解决了“书同文”，却解决不了“语同音”，于是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

②性格特征

关于地理模式的作用，黑格尔曾归纳了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对经济的作用，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对人的性格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也薰染了人的性格气质。有过一些旅行经历的人往往会感到，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倾向。大致说来，我国北方人粗犷、豪爽，南方人细腻、温和。作家沈从文曾说：“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云南看云》）丰子恺也说过：“周围的山水对于人的性格很有影响。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且短刀直入，率直痛快。”四川的长江浩荡湍急，山势奇崛险峻。那里人们的性格豁达而顽强，有旺盛的生命力，民间音乐也透着机智、勇敢和诙谐；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少雨、广漠荒凉，黄色的土地映衬着高原上空的蓝天白云，风沙起处，一片苍茫，这里人们的性格质朴而深沉，民间音乐也在悠远深长中带有几分苍凉；江南地区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这里的人聪慧灵秀，民间音乐也细腻委婉，曲调美丽动人；东北地区有寒冷的气候和肥沃的黑土地，这里的人爽快粗放，民间音乐也干脆利落，活泼而风趣……

地理环境造就了人，人以自己被造就的性格创造了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氛围。长此以往，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就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在篇幅更大一些、包容力和表达力更多一些的地方戏曲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例如评剧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人情世故，越剧擅长表现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秦腔擅长表现激昂悲烈的苦情冤案，京剧擅长表现帝王将相的功绩和争斗，等等。

③音乐特征

由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传统不同，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在音乐的构成要素上也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说，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七声音阶，南方民间音乐多使用五声音阶；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大，旋律运动多跳进，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音程较小，旋律运动多级进；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棱角，南方民间音乐的旋律线多曲折；北方民间音乐富于叙事性特征，南方民间音乐富于抒情性特征；等等。

通过无锡民歌《无锡景》及其北方的变体《探清水河》，可以看出南北方民间音乐的特征差异：

2.即兴性

我国民间音乐的基本传播方式是口传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凭借演唱演奏，新歌手、年轻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凭借听觉和记忆，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完善的记谱方法，另一方面，又使所有优秀的歌手、艺人有机会在继承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才智，对民间音乐进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果是千百年来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集体加工提供了条件；而不断的集体加工，又使世代流传的民间音乐日臻完美。如此发展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造诣的标准。在各民族、各地区农村的对歌活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固定的曲谱只是基本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同，要靠乐手们在长期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能力来进行现场加工。为了配合默契，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作方法。过去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常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悉，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几乎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变化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按照惯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并且这发挥更有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进展时，他们就会叫好。

即兴变化是民间音乐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者即表演者。虽然即兴变化只是相对固定的曲调中的局部改动，但经天长日久祖祖辈辈的积累，推动了民音音乐的发展。在这种创作中，听众既是欣赏者，又是评判者，他们不必等到演员谢幕时再报以赞许、鼓舞或尊重式的掌声。场上此起彼伏的喧闹、喝彩声和嘘哄声，及时表达了他们的好恶，也反映出听众与演员（创作者）更加密切的关系：除了商业性的演出中，听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层关系之外，民间音乐的演员与听众有着更为融洽、更为平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或许是民间音乐比专业音乐更加鲜活、更加有生气的原因之一。

3.流传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传心授式的传播方式，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致有以下几类：

①地域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流传时，会因唱词方音的变化而导致旋律的变化。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征的不同而发生曲调情绪上的变化。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实际了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变化。再请看同一首《绣荷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荷包》从歌词到曲调基本一致，仅仅是几处细微的差别，却表现出了二者情绪上的不同：山西的《绣荷包》明媚、俏丽，带有喜悦之情；陕北的《绣荷包》淳朴、抑郁，流露出凄凉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明亮甜美的音色，陕北《绣荷包》的演唱者使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对比。在唱到陕北《绣荷包》的第2、4、6、8小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结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效果。

②情感渲染性变异

一些比较简单的、平铺直叙式的、在情感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流传过程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鲜明而细致的情感倾向（例7）。前者曲调朴素、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姑娘去看戏前的兴奋感表达得活灵活现：

③表现功能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传统。表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习用的创作方式。比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后来用作表现爱情（《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三国叹十声》）；同一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表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缠绵（《穿心调》），又可表现新娘上花轿时的喜悦（《花轿到门前》），或歌唱四季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季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腔调，中速时平稳流畅，慢速时徐缓抒情，快速时活泼热情或紧张激烈。当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度上的变化外，旋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变。

④体裁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吸收了曲艺音乐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表现功能；有些曲艺音乐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扩大了表现戏剧性冲突和紧张激烈情绪的能力；有些民间器乐，从曲目的情节到乐曲的结构，都受到戏曲的强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互相吸收润腔方式，拓宽了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如此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是其发展、丰富的手段，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生不已，充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表现出了与统治阶级不同的、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歌颂，对为富不仁者的痛恨和嘲笑，对官府黑暗统治的不平和反抗，对穷苦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对纯真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等。因为民间音乐的内容常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不合拍，历史上不少皇帝曾下令禁止。例如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皇帝的禁令面前，老百姓并不示弱。一首陕北民歌唱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唱道：“新官上任事头多，不管钱粮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其中表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蔑视，以及对劳动人民才智的自信和骄傲，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不断的禁令和改造，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积极因素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这种积极因素农村大于城镇，边远地区大于内地，很少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大于经常在大城市演出的体裁、品种。

5.多功能性

专业音乐的功能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功能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喜悦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发泄强烈的感情；它也可能是他娱的，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驾驭音乐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赞赏和爱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感情的媒介，也可以用于红白喜事的仪式；它可以是集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手段；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中间充当记载岁月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雄光辉业绩的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可是长辈或首领对民众鼓动、号召；等等。民间音乐的多功能性，使之与人民生活的各个侧面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三、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评价

按照创作和传承的方式，音乐可以分作口头式和书面式两种。当然音乐不同于文学。“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从字面上、概念上即可明确标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状态，而书面式音乐则仍需通过演奏、演唱者将乐谱变成活生生的音乐。这一过程中必然渗入演奏、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即使是这样，口头音乐与书面音乐还是有极大的差别。简而言之，口头音乐在即兴发挥方面，给演奏、演唱者留下了极大的余地，但另一方面，口头音乐不能像书面音乐那样，由于有纸、笔将其固定在谱面上，便可以从容地思考和反复推敲。

特殊的创作和传承方式，给民间音乐的发展带来以下几个结果——

首先，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运用“现成思路”，“现成格局”的现象。比如，唱词中相同词汇、相同比喻手法的反复运用、一个地区内部旋律运动的模式、乐段结构以及润腔方式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即民间音乐只体现地方风格），而不体现个人风格；戏曲剧种、说唱曲种中腔调的雷同性和结构音乐的手法的单一性；等等。

其次，虽然民间音乐中不乏高度发展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是停留在口头理论的阶段，不能像书面理论那样，有广泛传播和更普遍的实践机会以使之发扬光大。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不便，我国许多地区之间相互隔绝，民间音乐品种很少得到与外界交流、与其他艺术品种互相启发学习的机会，以致不少民间音乐中高度发展的技巧，又处于单一分散的状态，比方说，某地区的山歌有丰富的音色变化，另一地区的山歌有复杂而富于表现力的颤音技巧，还有一个地区的山歌有优美、动人的词句，……技巧和成就分散的状态，大大削弱了民间音乐的发达程度。

第三，民间音乐的起源虽早于专业音乐，但客观地说，其发展进度则慢于专业音乐。专业音乐不仅有在谱面上深思熟虑的基础，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出之后，可及时得到批评家的反馈和评论，又有不断得到总结的技术理论相伴随，更重要的是，有使其创作者和演奏、演唱者从事音乐专业的经济条件，这就保证了专业音乐的质量。这些都是民间音乐所欠缺的。除了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占有一席之地的民间音乐品种可以得到一部分上述专业音乐的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的民间音乐在乡间村镇长时期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总结、整理，无数优秀民间艺人的才华和成就就像空中的流星一样，其光亮转瞬即逝。有些民间音乐品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便过早地衰败了。没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民间音乐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由自主地升沉起落。

像那些能够在大城市或宫廷居身的民间音乐品种，虽然在物质和艺术交流等条件上优越于乡村音乐，但因处于官府的严密统治之下，其精神上的独立不羁和气质上的纯朴清新都有所损失，有的含有庸俗低级的内容，甚至成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工具。

尽管民间音乐有上述种种的局限，但作为劳动人民的心声，从本质上说，它还是充分展现了人民精神面貌最积级、最光彩的方面。虽然因创作和传承方式所决定，民间音乐在技巧上发展得比较缓慢，但经过了千百年来历代人民集体的积累、加工和筛选，使之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其艺术水准和表现力日臻完美，成为人世间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它是人类文化成果中最优秀的部分。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境界和情操，培养、改善人的艺术感受和鉴别能力。它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三、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有哪些

一提“传统体育”，一般人自然会联想到“武术”，可能顶多再加上射箭、摔跤、气功、静坐、八段锦、易筋经等一些养生导引之类的体育活动(包括医疗保健性的体育)。其实，这种理解似乎不够全面和科学。它应被理解为：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体育活动(包括本民族自己创造的，吸收其他民族及外国的有关内容而逐渐演化下来的体育)，也就是古代体育史所包括和流传下来的全部内容。

传统体育如何分类，目前也其说法不一，较突出的有两种分类方法：

(1)二分法：

分为静态体育(如气功、静坐、漱咽、服食、卫生习惯，还包括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棋类等等)和动态体育(其中大部分是以剧烈身体活动为特点的项目)。

(2)三分法：

①军事性的体育项目。包括武艺(武术)、射箭、摔跤、蹴鞠、击鞠、牵钩……等全部从军事技能中衍生出来或与军事技能有关的项目；

②健身养生的体育活动。包括消肿舞、导引术、气功、养生术、五禽戏、小劳术、太极拳、服食、卫生习惯等一类项目；

③娱乐游戏性的体育。舞蹈、百戏、棋类、龙舟、秋千等各种民间游戏和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不但有健身，还有娱乐的作用。

当然也有区分不清界限和两种性能兼而有之的。后一种分类法似乎更细微些，也更符合实际情况些。

无论何种分法，都表明传统体育在我国的体育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传统体育中的许多项目，如武术、气功、拳术、摔跤等健身活动至今还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说明传统体育对人类体育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传统体育的起源

体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它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起源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着社会的进化不断地发展完善。

体育的产生与发展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首先决定于经济生产的发展，由于生产资料异常贫乏，生产力极为低下，所以原始体育形态对于经济的依赖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和直接，其活动领域不仅与生产活动紧密相联系，而且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原始性的制约下，相应地表现得很狭窄。所以只能从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间看到某些体育因素。

随着原始公社制的发展，人类从生产劳动实践中所得来的认识、思想、感情等日益复杂，原始体育形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才逐渐丰富和多样化起来。并在人们对其逐步认识过程中，逐渐从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萌发出来。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除制造和使工具从事劳动外，还必须依靠自身徒手的技能与大自然斗争，如奔跑、攀援、跳跃、搏击等技能最初是出自人类的本能活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技能也逐渐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我国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遗址中，有数千计的鹿和马以及其他兽类遗骨。可双以推测北京人在用其制造的原始粗造的木石工具进行狩猎的同时，也具有一定奔跑追逐的能力。从历史记载和近代一些原始部落的狩猎活动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奔跑的萌芽。

原始人采集、狩猎及居住活动等都离不开攀援。清代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仍有巢居的遗俗。采集果实需要爬树，栖息在树上同样需要爬树，这就逐渐有了攀援的技能。北京人遗址中除大量的动物遗骸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被燃烧过的树籽。朴树籽是小球似的果实，食之有香味，是北京人通过攀援采集的主要果实之一。又如，台湾土番人当时处于“射飞逐走，殪獐杀鹿为事”的原始部落生活阶段，可见“攀藤援木”是基本活动技能。

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常见一种藤秋千，它是利用树上垂下的藤来摆荡而发展来的。这种藤秋千很可能就是从人类采集果实抓住垂藤摆荡而发展来的。

我国手搏技能的产生也与原始人徒手搏兽的生产技能有关。沧源崖画第七地点五区的画面上，就有两人与兽搏打的场面。二人均两臂展开，有一臂与兽搏斗，旁边有一人两手各持短棒，似赴援者。

我国羌族有一种古老的传统风俗舞，叫“跳盔甲”，又名“大葬舞”。舞者人数不定，数人，十多人不等。舞时身穿生牛皮制作的铠甲，头戴插着野鸡翎和麦秆的皮盔，手执兵器。开始时先跳圈，然后形成两排对陈，长弩飞舞，肩上挂的铜铃作响，吼声震天。这种舞蹈既是祭祀舞又是训练战伐之用的舞蹈。

傣族至今流传有单刀舞、棍舞，也可以两人对舞，近似耍枪棒或器械操，不过带些舞蹈的艺术动作和美观步伐罢了。这种舞蹈都可能是原始武舞的遗俗。

其他如布郎族的“刀舞”，景颇族的“盾牌舞”以及描写血亲复仇的“以湾湾”等舞蹈，都类似古代的武舞。可见武舞是原始部落进行军事训练，为战争准备的主要内容。

总之，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从原始部落形成的各种生产技能、生活技能和军事技能形成了传统体育的起源。最初的体育内容是通过从事生产劳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生产劳动场所往往是学习体育活动的内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体育内容开始在生产活动之外进行了，它是有意识地通过某些身体锻炼手段来培养人们的体魄，这意味着“体育”做为身体练习手段开始萌发了。

●传统体育的发展

在生产技能和军事技能的基础上，体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身体练习手段逐渐完善起来，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内容，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据史料记载，传统体育早在夏商时代已具雏形，某些传统体育的内容在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分离转化的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多样化起来，具有了明显的体育特性。经过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朝代的锤炼和加工。特征鲜明的传统体育已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根基，为提高国人的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简单地说，传统体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下列几个发展阶段：

1、夏商周的传统体育雏形

夏、商、西周的体育是我国奴隶制建立及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体育形态。其内容已与生产劳动分野，而进一步与军事、教育、礼仪等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并在其中向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时期，战争发展了，军事斗争成了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军事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为丰富。在学校教育方面，奴隶主阶级“文武兼备”特点的教育奠定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雏形。其他如医学知识和积累，养生思想的反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体育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些有关体育的概念及理论也在逐步地形成和发展，如射、御、舞、拳、搏、寿等。这方面的内容与后世传统体育的概念和理论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例如，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田猎活动，对传统体育的奔跑、狩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猎源于原始时期的狩猎生产，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性质有了较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田猎是一项军事性的体育活动。从夏朝开始，奴隶主贵族就把围猎活动作为一种练兵的手段。到了西周，田猎形成制度，一年四季都有大规模的田猎活动作为校阅军队的手段。据《左传》载：“春菟、夏苗、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也。”作为军事性的田猎活动，—般都行陈整齐，且声势浩大。《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赵王田猎时，规模庞大，军阵威严，因而使魏兵产生了误会。

其次，有些诸侯国君，常常通过田猎以挑选武土。如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就是这样的国君，他曾(猎将以求土)，即通过田猎发现武勇人才予双重用。

再次，将田猎作为娱乐休闲活动，田猎是一种户外活动，无论是春秋或者冬夏，从事田猎都是一种惬意的事，特别是对那些深居王宫的国君、百官及他们的家属，来到郊野，自然心旷神怡。自夏朝开始，历代统治者以田猎取乐的大有人在、直至明清，许多帝王将相都乐此不疲，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清代建立的“木兰围场”，便是最好的明证。

2、春秋战国传统体育的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剧烈转变的时代，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奴隶主阶级垄断体育的局面被打破了，民间体育活动蓬勃发展起来。这时刚登上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改革旧制并付之实践，使很多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这时，“百家争鸣”的各个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体育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对体育发展有推动作用。有些虽是用体育现象来说明其哲学观点，但对后世也有相当之影响。另外，这一时期，逐渐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也为体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有条件。上述这些原因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第一次较全面地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军事体育活动，民间娱乐体育活动以及各种导引养生活动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且很多项目，很多体育观点都是新的，一些体育内容走向竞技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形成。这些都对传统体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这时期的教育家孔子，他身体力行的体育实践对传统体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孔子身体魁伟，身高九尺六寸(相当现今2米)。青年时期的孔子身强力壮，有能举起数百斤重的城门栓记载。他的养身之道曾对后代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积极提倡并亲自参加各种身体活动

孔子从教四十多年，设置六门课程，其中有锻炼身体的射(射箭)、御(驾御战车)两门为学生必修。此两项也是他本人之擅长。孔子还喜爱钓鱼、田猎、登山、郊游等，很重视户外体育活动。现在泰山顶还有“孔子登临处”的古迹。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句至今为人们所颂。

第二、倡导注意起居饮食卫生

孔子曾以回答鲁哀公提问形式，从反面儆告人们长寿有三条经验。子曰：“人有三命而非命者也，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就是说，人要延寿，一要寝处有时(按时作息)，二要饮食有节(节制饮食)，三要佚劳适度(劳逸结合)，否则就会致病早亡。另外，<论语)中记有：“食殪而(粮食坏了有臭味)、鱼馁败(鱼肉腐烂)不食。色恶不食。失饪(烹调不当)不食。不时(不到吃饭之时不食)。”“内虽多，不使胜食气(不吃过量)。”“食不语”等；对睡眠卫生要求“寝不言”、“寝不尸”(不要僵直躺)……孔子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也要求学生这样做。不这样做的学生，要受到他严厉批评。如“宰予昼寝”(白天睡觉)，屡教不改，孔子非常不满，喻之为“朽木不可雕也”。

孔子出身贫贱，一生道路坎坷，但还能活到古稀之年。他七十三岁去世，当时实为高寿者。这是与他重视户外体育活动和重视卫生保健分不开的。

3、秦汉传统体育的体系构成

秦汉时期，是我国体育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决定这一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二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的繁盛。三是春秋战国民间体育的大发展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体育的发展表现在：体育活动项目增多，内容丰富，开展广泛，规模较大。有些体育活动，如蹴鞠、角抵、剑道、手搏、导引养生法都逐渐形成其技术和理论体系，其中不乏各具有特色的内容。体育的场地设备不仅纳入了宫廷的建设计划之中，而且在民间也多见。与此同时，体育专著也有相应的发展。

这一时期，体育活动的娱乐表现得比较突出。体育的表演内容有了发展，如剑舞、戟舞、刀舞、蹴鞠舞等，体育的欣赏娱乐功能进一步被人们所认识。

例如，在汉代盛行的蹴鞠运动(现代足球的雏形)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汉代宫廷盛行蹴鞠。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在宫苑里建造了一个宏大的鞠城(蹴鞠城)，作为御林军举行蹴鞠比赛和定期检阅军队的场所。汉武帝刘彻经常在宫中举行斗鸡、蹋鞠比赛，称为鸡鞠之会。汉成帝刘骜由于好蹴鞠，还受到臣下的非议。即“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

除宫廷外，贵族府邸中也见有蹴鞠活动。据学者桓宽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为了便于开展蹴鞠活动，有些贵族还在府邸中修建蹴鞠场，养鞠客。如东汉优波将军马援的儿子马坊的府邸中就有蹴鞠场；汉武帝的男宠董贤家中就养有长于踢球的鞠客。

蹴鞠活动在民间也蔚成风气。据<盐铁论．国疾)载：“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里与党是沿西周之后乡间的居民组织，常是25家为一里，500户为一党。由此可知，那时的乡村有蹴鞠习俗，有的地方还建了蹴鞠场，无论是宽阔的大道还是狭窄的小巷都有人在玩蹴鞠。

4、西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体育融合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动荡时期，但是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使中华民族从物质到精神都吸收了外部的丰富营养。学术思想的发展，也由汉代的独尊儒术演变为佛、道、儒三家并立的文化格局，体育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了颇具特色的发展。

由于大量的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使骑射技能，技及角力等项活动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中原地区妇女习武等活动也空前盛行。导引养生之术也有新的发展，这都表明了这一时期体育在某些方面是有显著发展的。

但这一时期体育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就南北而言，体育活动也有相当的差异。这都表现了社会分裂、动荡以及玄学兴起等社会因素对体育的影响。

总之，两晋南北朝的体育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处处呈现出汉唐两大盛世间过度时期的风貌，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体育繁荣作了准备。

这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新的传统体育项目，如击鞠。

击鞠又称击球、打球，是骑在马或驴上用棍杖击球的一项游乐活动，今谓之马球运动。击鞠活动究竟起于何时，倡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它发源于波斯(今伊朗)，由波斯传到西域在唐代传人中国长安；有的认为马球在欧亚一些民族语言中称“波罗”，而“波罗”一词起源于西藏，后为许多民族语言所借用，所以击鞠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再向东西方传播；也有的认为它源于中原，是由汉代的蹴鞠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些说法都不能论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至晚到东汉末年三国初年已经出现了击鞠活动。

曹植的乐府诗(名都篇)中即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之句，用以描写当时王公贵族们的娱乐活动，曹植的这首诗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见寸：文字的关于击鞠活动的明确记载。

5、隋、唐时期活跃的传统体育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为体育的兴盛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

体育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宫廷、军队、民间的体育活动都非常活跃；体育项目的多样化和规范化；体育竞技活动空前兴盛，规模宏大，技艺精堪；有些体育项目设有专职机构和专业人员体育技术、方法及理论探讨进一步深化。

这一时期，女子体育活动较前代有显著发展，球戏、弈棋、武艺、杂技、秋千等项活动均有妇女参加，成为妇女生活中的组成部分，这在女子体育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例如，击鞠在女子体育中就很盛行。女：子击鞠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在现土的唐代文物中，有击球的女陶俑，还有铸着妇女骑刀持杖击球的八棱面的唐代铜镜。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义看女伎打球作乐，每天得花费数万钱。大约在唐代宗时期(763～779年)，还出现驴鞠。《旧唐书·郭英义传》说，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义“聚女人骑驴击球”。《新唐书·郭知运传》也提到，“(知运子英义)教女使乘驴击球。”驴鞠就是骑在驴背上挥杖击球。驴比马身体矮小，而且性格特别温顺，非常适宜于女子骑乘。因此，一些宫女、富家闺秀，都喜欢以驴代马，挥杖打球。

唐以后，有的朝代宫中也有女子击鞠活动。五代时后蜀孟昶的妃子费氏(自号花蕊夫人)所作的一首官词，“自教宫娥学打鞠，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就生动地描写了妃子宫女打马球的情况。

6、宋元时期传统体育的整合

宋元时期的体育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军事武艺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表现在兵器种类的增加，武艺的多样化，武科制度的进一步完备以及民间武艺组织的建立及广泛发展。

由于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这为当时体育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市民阶层壮大，角抵、马球、蹴鞠、武艺、棋类等项活动不仅广泛在市民中开展，而且还建立了民间体育组织，使体育日趋大众化、社会化。这标志着传统体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些市民体育活动的内容，一直延续到元代。

宋代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政策，所以宋人思想活跃，敢于思维，敢于创新。因此在导引、棋类、武艺、蹴鞠、捶丸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创编简便易行的活动套路；从不同角度研习体育和发挥体育健身、娱乐功能等方面都是有相当成就的。

宋元时期一些项目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衰亡的趋势，如蹴鞠由直接对抗转向间接对抗，马球由于骑兵落后，儒臣的反对，重文轻武之风的影响，习者渐少。这些现象一直到明清无多大变更。

但从总的趋势看，宋元体育是有相当发展的，它在中国体育发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流行的“捶丸”运动，对现代的高尔夫球运动产生’厂深远的影响。“捶丸”(捶为打击的意思，丸为小圆形物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盛行于宋元明三代。它是由唐朝的“步打球”发展而来。唐代盛行马球，但还有大量的人无马可骑，徙步打球便成了马球的补充，这种步打球受到不善骑马的宫女们所欢迎。唐代宗时的进士王建在(官词)中有“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的诗句。到了宋代，因受到社会文弱风气的影响，步打球改为非直接对抗，改球门球穴，用“捶丸”取代旧名。这时的捶丸，据<丸经)记载：是在空旷地上画一球基，离球基七步至百步做一定数目的球窝，旁树彩旗，用棒从球基击球人窝，以用棒数少或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从所记场地、运动用品、竞争人数、竞赛方式、裁判规则等方面来看，均与现代的高尔夫球很相似。由此可以推断：高尔夫球这种运动形式与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捶丸运动有着十分相似之处，高尔夫球是从捶丸发展演变而来的。

高尔夫球在区洲形成于十四、十五世纪，流行于荷兰、英国以及日本、美国等地。这比中国捶丸至少要晚一百年。

7、明清时期传统体育的定型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发展，同时出现御倭战争等明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况。因此体育的内容在沿袭前朝的基础上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

民间武术在沿袭宋元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拳、械门派。并开始向技艺融合兼备的方向发展。同时，辑录、整理、研究武术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内容丰富多彩。观点颇为深刻确切。民间武术体系初步形成，体育化现象日趋明显。

清王朝是少数满洲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采取了严励的民族压迫政策，严禁民间宗教活动和习武，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未能停止，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活动迅速发展，并多和演习拳棒结合在一起，这对明朝发展起来的民间拳法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这时冷兵器进一步衰亡，而民间武术却蓬勃发展，不仅进一步门派化，理论化和套路化，而且多和导引养生术相结合。既练拳又练气功，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时武术已演变成为表演多种作用的运动项目了，武术的体育化进程此时基本完成。

继明之后，清人进一步应用导引养生术健身治病。他们在辑录前人导引之说的同时，注重了内外兼修，简便易行功法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其保健祛病的理论研究，把我国导引养生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清廷入关后，注重本民族的体育活动，提倡骑射、摔跤、滑冰等项活动，使这些活动出现了兴盛的景况。而对其他则不重视，因此清代球类活动进一步衰亡，宫廷府第球类活动少见，民间的球类活动也多为节日活动。

此时，棋类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棋坛名手辈出，棋着丰富，棋谱亦大量涌现，有很多创新和发展。

清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尤其1840年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使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由盛转衰，甚至湮没了。继后，一些近代体育项目传人中国，并与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项目并行发展了。

当然，明清保留的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国健身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所继承和发展的——些传统体育项目使中国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养生等健身方法对现今仍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